1991年11月22日上午，我带着助手和笨重的专业摄像机，从中级法院出发，早早来到天宁区法院临时“大法庭”，准备拍摄将要开庭的一场特殊的庭审。区法院设在区政府里，只有几间办公室，没有专门的大法庭，所以这次开庭只能临时放在区政府办公区域的走廊上，摆了一些凳子当旁听席。庭审的内容却极为罕见，三少年状告某区某部门：由于该部门在清理现场时留下的残骸，被当地的三少年当作玩物敲打，引发爆炸，致二残一伤。事发后，因民事伤害赔偿得不到解决，三少年请求司法保护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罕见的案情，引起了我的关注，准备全程拍摄庭审。在眼观四方的同时，用耳充当录音机，全神贯注，尽量一字不漏把庭审主要内容和庭审细节记录在脑海里，因为持笔记录的机会几乎没有。在这之前，为了保证这个重案能在社会上传播，我还邀请了省内二家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庭审，把人们带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场景.....我一边忙摄像，一边密切关注庭审的每个环节和细节 。开庭结束后，我回到单位立即“回放”整个庭审，第二天就迅速拿出了四千多字的长篇通迅草稿。虽然本部门有打字员，但她们承担着中院所有法律文书的打印，工作很繁重，我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但我从不麻烦打字员，自己用方宋体在每页320字的方格纸上誊写。

为了赶时间抢速度，我争分夺秒，在誊写中觉得心跳得特别快：“呯、呯、呯…”仿佛心要跳出来。

快、快、快…必须赶在下午四时前送到附近的南大街邮政所，用最快的速度把稿件寄往北京。        

伴随着快节奏的心跳和快节奏的誊写，我终于完稿，盖上法院印章，开出信封， 一路快跑向千米以外的南大街邮政所奔冲去——寄往国家政法口唯一的机关报《法制日报》。

那年代还没有电传和电子邮箱及特快考递，只能用挂号信邮寄。

33年过去了，挂号邮寄那篇稿件的时间犹如铬印刻在我的脑海里：1991年的11月24日，即开庭之后的第三天下午近四点。

奇迹出现了。一周不到的12月1日，是礼拜天（单休），我在家用早餐，在收听中央台早间新闻“报纸摘要”节目中，忽然传来播音员悦耳的导播：“……今天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《三少年胜诉记》长篇通讯，奏出了一曲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前的一首精彩序曲…” 

法制日报》头版头条，且在中央台早间新闻《报纸摘要》作要闻导播，说明此新闻的价值很大啊！会不会是我采写的那篇？

不太可能，两家省报的两位记者也在现场采访，一个是版面女责编，一个是部门主任，采写业务能力肯定比我强，又有快速的传递工具和发稿渠道。我呢？法院“土记者”，发国家级媒体没熟人，连邮寄收件写得亦很笼统：《法制日报》社总编办收。      

报社部门很多，都是分条线处理和编稿，我寄出的稿件很有可能扔进了“字纸娄”，成为废纸。             

我思忖着，这么一想，不抱希望了。反正歇在家里也无事，不妨到单位打个直拨电话到《法制日报》总编办公室：问问该文作者是谁？

我草草用完早餐，骑上自行车来到办公室，用当时稀罕、单位唯一的直拨电话拨通《法制日报》社总编办。电话里传来：“作者是常州中级法院张…”我一阵狂喜，担心有错，唠叨着再次核实作者单位与姓名。确实无误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仿佛比中了头等彩票那么兴高彩烈。第二天上班前，我终于从门卫收发室里看到了当天送来署有自己姓名（作者）的长篇通讯一一刋发在《法制日报》头版头条。           

省报两位记者采写的新闻刊在何报及何版面？事后我才知，分别刊在各自所在报社出版的二版头条和三版头条位置，字数数百字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法院“土记”与“名记”的“比武”？“差距”在哪里？就标题而言，某省报是《疏忽的代价》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谁无疏忽？是否缺乏新意？          

省党报的标题是《一起特殊的民事伤害赔偿》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记者就案写案了？        

同样的题材，为啥刊出的档次和社会效果会如此悬殊？虽然我没有学过新闻学，但明白，关键在于新闻切入点。我抓住未成年人保护法将实施的机会，体裁以长篇通讯形式，容易引人注目，这样吸引了《法制日报》总编办的关注，迅速编稿，出大样，被编委会按排上了头版头条。发表的当天早上，又被中央电台作当天重要新闻导播一一早间新闻：《报纸摘要》。

我幸运？碰运气？

“高瞻远瞩”地“审题”一一保护未成年人国之策一一责任重于泰山！

有趣的是，几十年前我“兼职”的关心下一代工作片断，退休后却成了“全程”的关工“专职”一一仿佛我的人生从“原地”又回到了“原地”一一关护“未来”，神圣而有荣光！

市法院关工委   通讯员：张纪范